时下，常有一些“拒贿数字”见诸报端，出现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自查汇报材料中，读后让人好生奇谈。

　　某局长称：上任几个月来，拒贿6000元……

　　某书记称：上交财物室礼物、礼品，折合人民币1.1万元……

　　某行长称：拒收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送来的现金3万元……

　　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诸如此类的事多了，便演绎出这样一种“逻辑”：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，因有权“拒贿”，被人称颂、宣传；手中无权的领导于部，因无权“拒贿”，反而披人遗忘，便牢骚满腹，似受了莫大委屈。

　　如此，我倒想，行贿一般都是在暗中进行，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。你有权的领导干部汇报的拒贿数字，是不是每次都有人证物证?如果没有人证物证，就凭你说的，那又怎么能证明你是真拒贿呢?实践中明拒暗纳，少拒多纳，拒贿而实际受贿的例子还少吗?安徽省委原副书记、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、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原处长林福久、齐鲁石化公司催化剂长原厂长王斌……要这种人来谈拒贿数字，勤政廉洁，不谋私利，这岂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?

　　由此，我联想到一个故事：两千多年前，鲁穆公的宰相公仪休，平日十分喜爱吃鱼。自从他任宰相后，各地的人争着给他送鱼。可是，公议休对前来送鱼的人，从不给热脸，并叮嘱府管事的人，一律不准接受送来的鱼。如硬要送的，就悬挂在门前，张榜公布。以至后来就没有人再送鱼了。

　　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，如果我们每一个手中有权的领导干部，当别人第一次向你行贿时，倘若能拉开情面来硬的，象公仪休那样“悬鱼”，张榜公布，出一出行贿者的洋相，行贿者还会络绎不绝么?没有行贿者，又哪来的“拒贿数字”?从这个角度讲，“拒贿数字”统计越大，不也说明我们某些有权的领导干部自身廉洁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吗?他又有什么资格面向大众谈廉自律呢?

　　行文至此，笔者绝无对“拒贿数字”有什么疑义。我只是希望我们有权的领导干部都能象孔繁森、李润五郑样，严于律己、洁正廉洁，实心实意地多为人民的利益着想，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少一点“拒贿数字”，多一点“公仆意识”，这样，老百姓也就放心了。（东明）